赵普有些尴尬，毕竟先南后北的方针，是他提出来，并制定详细计划的，打破了北周“先北后南”的国策。
坦白说，是有些冒险的，因为要说服很多北周过度到宋的武将，他们以前对周世宗柴荣的国策可是坚信不疑的，因为柴荣也是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。
不过赵普这个人，还是有些治国相才的，除了“陈桥兵变”“杯酒释兵权”都是他直接参与、提计策外，还提出了十二字方针“稍夺其权、制其钱粮、收其精兵”帮着赵匡胤收回各大将军手里的兵权，深得赵匡胤的信任。
赵匡胤坚定地把赵普的十二字方针策略，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职官建置中去，改变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，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。
在赵普的参赞下，这套相互制约的职权体制完善制订出来。那就是中央设副相、枢密使副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之权，收相互牵掣之效。枢密使直属皇帝掌指挥权，而禁军之侍卫马、步军都指挥和殿前都指挥负责训练与护卫。
在乾德元年，赵匡胤采用了赵普之计，罢了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，削了数十异姓王之权，安排其它虚职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，于是武臣藩镇失去拥兵弄权的基础。
另一方面，朝廷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，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。地方虽无精兵，但地方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。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而内外上下相互制约之制。
在地方，朝廷以文人任知州及副职通判为行政官员，重要文献或大事，需要联合会签有效，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的耳目，这样皇帝能及时监控地方官员。
这些策略，都颇得赵匡胤的认可，所以，今年初，赵匡胤便罢了后周过度在宋的的范质，王溥、魏仁浦的三位宰相，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独揽朝廷的相权。
赵普回道：“臣以为，先南后北的策略没有问题，只不过，蜀国中途发生了变故，很可能跟蜀国出兵的策略，以及带兵的人有关系。这个蜀国二皇子孟玄钰，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之外，没有想过蜀国还有懂用兵之人，导致伐蜀受阻了。”